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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ICAC廉政公署历史

时间:2017-10-08 01:11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香港廉政公署(简称廉署;英语: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ICAC)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执法机构。于1974年2月15日根据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成立,以肃贪倡廉为目标,采取防止、教育及调查三管齐下的方式执行。成立前由香港队反贪污部负责相关事项。廉政公署的调查对象初期限为公务员,继而扩展至公共事业机构,进而包括所有私人机构。

  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个贪腐盛行的社会。廉署成立后短短数年,香港便跻身全球最地区之列,目前在“透明国际”180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亚洲则仅次于新加坡。与之相应,香港廉署也走过了从最初被质疑到很快确立强大公信力的过程。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

  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正式成立,恰如良医诊病,一下捏住了机构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此才真正迎来了廉洁的黄金时代,成功地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变,并成为的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署破案如神,并能屡屡扳倒,令闻风丧胆,其反贪经验引起了全球关注,反贪模式也为全球反贪机构所效仿。可以说,精确的职能定位、合理的制度设计、严格的法律和科学的程序保险,为香港成就“廉政品牌”奠定了的基础。

  香港廉政公署是根据《廉政公署条例》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它于香港的架构,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廉署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全权处理一切反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由三个部门组成: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这三个部门的工作分别是调查,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对抗贪污。

  1.执行处-廉署的调查部门,负责接受,审阅和调查有关贪污的。其资料主要源自市民向廉政公署所作的举报。当执行处接到举报后就会把资料分类并立即立案调查。

  2.防止贪污处-审视各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另外,该处亦应私营机构的要求,提供防贪顾问服务。

  3.社区关系处-同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它的策略是深入社区,推动人士采取预防贪污的措施,提倡如诚实和公平的正确价值观。它所利用的宣传教育手段是和市民面对面的接触,并且运用大众传媒和印刷传媒的手段广泛推广肃贪倡廉的信息,增加廉署工作的透明度。

  上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贪污现象可谓是比比皆是,连在救火时都要视接受的财物多少而定。今天的香港已经是个高度发达的法制社会,几乎是不存在以权谋私者的的灰色地带。这一切都与廉署的反贪力度密不可分,同时还可以说明,廉署现有的运作机制是十分有效的,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

  上述“三位一体”的架构,成为廉署高效廉洁的组织:一方面通过执行处全力肃贪,让逢贪必被抓而“不敢贪”;另一方面则将反贪重心前移,通过审核部门的法律文件、工作程序等工作堵塞贪污漏洞,使相关人员“不能贪”;同时通过教育宣传让市民“不想贪”,培养反贪防贪和廉洁自律的深厚土壤。

  1972年1月,他以太太健康欠佳及自己体力衰退为由,要求提早退休。定于1973年7月20日退休。但于1973年4月,警务署长接获报告,葛柏贪污。因此警方贪污组开始调查葛柏的财产。

  调查发现,葛柏由1952年8月10日至1973年5月30日的总薪金为89.19万港元。但他的总财产竟有437万港元。1973年6月警方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17条第一节,要求他解释收入来源,亦他离港。可惜他于1973年6月8日以警方证件进入机场禁区,避开出境检查搭飞机经新加坡回英国隐居。葛柏的潜逃导致积聚已久的爆发,并发起“反贪污、捉葛柏”的大。为平息,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

  1973年10月,采纳了委员会的,于1974年2月成立了于警务处及其他部门的廉政公署,致力打击贪污,并即时接手调查葛柏案,全力缉捕这位曾红极一时的总警司归案。

  最初由于英国没有收入与不相称这项,警方或廉政公署最初均未能引渡葛柏。至1974年4月,廉署得到已因贪污在赤柱服刑的警司Ernest Percival Hunt作污点证人,葛柏曾收受警司郑汉权港币二万五千元贿款,以安排郑汉权得到湾仔区指挥位。1974年4月29日,葛柏于英国。于1975年1月7日引导回港。2月17日受审,经过六日半的,在2月25日被名成立,4年,二万五千港元的贿款悉数充公。后,葛柏被关在赤柱。出狱后葛柏隐居于西班牙,以避开对其贪污而来财富的诉讼。

  当年主审葛柏案的杨铁梁介绍说: “根据案情,葛柏两项控罪的最高刑罚分别是5年及7年。量刑时,须将葛柏在英国被约1年的刑期计算在内,所以实际上葛柏被判的刑期颇接近最高刑罚。”后来,葛柏虽先后上诉至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及英国枢密院(港英时期香港的终审法院),均遭驳回。一度在叱咤风云的总警司结果锒铛,为自己所作的贪污付出代价。 1977年葛柏刑满出狱,即隐居西班牙,从此失去踪影,估计已经不在。

  葛柏被后,港英针对办案过程发现的漏洞,修订 《防止贿赂条例》,删除了第10条的解释期。廉政公署将葛柏绳之以法,消除了社会上廉署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赢得市民的肯定和信任。杨铁梁认为此案不仅成为廉署肃贪倡廉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恢复了市民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当时香港地区的重灾区有两个,即执法团队和服务业。医护人员向病人“茶钱”,否则连开水和便盆都得不到;员救火要收“开喉费”,否则宁愿看着大火燃烧。“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成为香港社会见怪不怪的现象。到机关办事都要送红包,成为香港社会的一种潜规则。当时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娼包赌,贩毒赌博样样来,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市民,对此意见很大。

  在执法团队中,整个队伍几乎全军覆没,难以找到一个不的警员。而到底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计。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1954年加入行列,至1973年因而,19年共攫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他在时面对记者却显得十分坦然,说:“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常自然的事。”他还表示,在香港队伍中,这种情形十分普遍,从上到下,几乎人人如此,谁都不觉得这是在犯罪。总不可能将整个香港一窝端吧?

  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对港英的十分不满,各种活动此起彼伏。当时正值海外“”运动兴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青年知识中激荡,英国殖民的性遭到了质疑。港英决定用反腐的方式来转移全社会对殖民的不满。港英明白,如果不反腐并且从制度层面防止,自己在香港的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恰好在这时,发生了“葛柏案”,直接催生了廉政公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历了急剧的转变。当时人口骤增,制造业蓬勃发展,经济增长一日千里。然而,由于人口不断膨胀,社会资源并不能应付实际需要,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及获取应得的服务,使用“”的方法。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市民不仅耳熟能详,甚至默认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时候,贪污问题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十分严重,如救护人员在接送病人往医院前,向病人“茶钱”,病人家属要“打赏”医院的工友,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其他诸如轮候公屋、申请入学等各种公共服务,也要贿赂有关官员。更绝的是,在救火这样十万火急的事情上,当年的消防人员也有行规:“有水有水,无水无水。”前一个“水”是俗语,指“钱”。

  “与公共品提供者有关。以公权谋私者,首推警员。他们的是提供秩序和安全,但他们却把手中的检控权变成利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撰文指出,执法者成为贪污领头羊,执法系统化,是当年香港的一大特征。

  这一消息激发了积聚已久的。此时在香港大学生中,“一代”已经产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开始在大学生当中激荡。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对殖民的十分不满,各种活动此起彼伏,对港英构成了极大的压力。

  学生们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和未能恰当处理贪污问题,市民也纷纷街头,提出“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为平息,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1973年10月,采纳了委员会的,于次年2月成立了于警务处及其他部门的廉政公署。

  经过廉署人员努力,逃离香港一年半之久的葛柏,终于在1975年1月7日被返港,并于2月17日在维多利亚法院接受。虽然葛柏最终只被控一项串谋贿赂和一项受贿罪,4年,交回2万5千港元的贿款,但是成功地将葛柏绳之于法,打破了社会上部分人士廉署“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为廉署赢得了市民的首度肯定和信任。

  葛柏潜逃后,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受命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该事件。百里渠爵士之后发表了两份调查报告,在第二份调查报告内,他指出:“有识之士一般认为除非反贪污部能脱离警方,否则大众永不会相信确实有心扑灭贪污。”这一想法迅速被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接纳,一个的反贪污组织宣布成立。

  作为专责打击贪污的执法机构,廉署仅对行政长官负责,廉署的最员“廉政专员”也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廉署专员有完全的人事权,署内职员采用聘用制,不在公务员之列。另外,廉署也有财政和办案方面的性。正是这些性,赋予了廉署放开、专注反贪的可能。

  被廉署检控的探长贪污案中,有一位探长后,被充公的资产足有1600万元,其中1200万元竟是一笔过以现金支票支付的,金额之大一时无两(1979年,港岛地区的楼价每呎只约600元)。其实,1968年反贪污部便开始调查该探长,廉署正式运作后,从反贪污部接过该案,于1976年8月正式展开调查,1978年以“财富与收入不相称”检控该探长,1979年6月判决。在整个调查中,廉署会见多达95名证人,共录得79份呈堂证供,而在法庭上出示的文件证物则有504份。

  70年代廉署成立初期,首先主力打击部门和警队的贪污。在香港廉署出尽风头之际,警队内部却是风声鹤唳。这种对抗关系最后终于酿成了一起警廉冲突事件。

  事件的导火索,是西九龙油麻地果栏一带一个贩毒集团落网,并了执法人员的集体贪污行为,廉署随即接手展开调查和取证,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共扣查了二百多人,大部分是执法人员,单单两次大型行动,在两天内就了共80多人。不甘束手就擒的相关进行。1977年10月28日,廉署对警务人员进行调查,二千多名警员至香港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反对廉署,约40人走到位于和记大厦的廉署执行处,表示不满。事件最终以港督麦理浩爵士颁布“局部令”让步解决。

  法院的判决说明了香港的执法尺度。当时,商人林某并没有直接向冼警司要求什么好处。但指出,林在案中获得的利益,是与冼建立友好关系,方便她日后向冼提出要求。最终被判两年。他也由此被清出公务员队伍,连同失去近10万港币的月薪和几百万港币的长俸。

  1989年至1992年的律政受贿案,也是轰动一时的大案。这位名为胡礼达的官员,被喻为律政署“四大天王”之一。胡礼达作为律政署商业罪案检控组之首,也曾兼任署理副刑事检控专员之职,处理过的商业大案不计其数。因此东窗事发之时,震动了整个司法界,也为之哗然,甚至英国司法界和都惊动了,英国还为此专门致函香港总督,表示对此案的高度关注。

  1989年8月,廉署接到线人“苹果”的情报,继而展开了代号为“耶撒冷”的调查行动。调查不久,廉署已发现这名年薪约为50余万港元的前律政官员,单在1986年至1987年间,财富增长就超过了百万港元。

  据胡礼达事后自己交代,一切其实都是自己在的一个果园引起的。他在1981年买下这座果园,没想到投资失利,陷入了资金困境,最终因债台高筑了贪污陷阱。

  廉署随后向律政司申请胡礼达受查,并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14条要求他于28天内解释财富来源。对此,胡礼达要求延长解释期至56天,随后在没有提交合理解释前就弃保潜逃了。廉署于1989年12月29日深夜发出令。案件亦正式。

  这位精通法律的前律政官员,本来看准香港与菲律宾没有引渡协议,匿藏于马尼拉,准备伺机潜返,不料因为使用假护照,被菲律宾缉捕并于次年3月回港,接受,获。当时出任首席按察司的杨铁梁认为,此案继葛柏案后,再次证明了打击贪污和司法的决心。而廉署人员突破重重障碍,成功地把前律政官员缉捕归案,也再一次给反贪史添上漂亮的一笔。

  1998年,印务局局长马逸志,一名英国人,已经是级,为香港服务了几十年,月薪有十几万港币。此人平日爱好艺术,快退休时,想出版自己的画集,熟识的印刷商资助他一些纸张,价值3万港币,结果事情被廉署调查,后来法庭认定他未经许可收受利益,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判处罚款,此外,近百万港币的退休长俸也被取消。

  2004年1月5日,法院对歌星陈奕迅父亲、房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贪污案作出宣判,处以7年,所收600万元金充公,并且要交还260万元贿款。这在香港30多年来判处的贪污案中,属于第二罚,仅次于前律政署胡礼达。

  据参与调查的廉署人员称,陈裘大属D1级第一级,与70年代贪污总警司葛柏同级。比陈裘大高级的有1990年的律政署副检控专员胡礼达(D3),及1998年的印务局局长马逸志(D5),但陈裘大抵触《防止贿赂条例》第4条,即收受利益后向他人提供优待,案情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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